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推广，古代小说步入了文本批量复制的印刷时代，大量小说文本因付之剞劂而广传于世。不过，小说的人工抄传似乎并未因刻书业的发达而趋于消歇，相反，抄传小说的行为仍司空见惯，历久而不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抄传对于小说生态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搜辑、研读了相关的文献记载，得出了一点初步的认识，希望对古代小说版本、传播的研究等起到补苴罅隙的作用。 一、小说抄传的流行及其动因 在雕版与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古代小说主要靠抄录来流传。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所说：“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抄录。”［1］印刷术发明之后，古代小说文本的复制与传播虽然逐渐带上了“批量”的性质，但是仍长期停滞在民间小作坊手工业的水平上。如元人虽开始刊印小说，但由于受印刷、装订条件的限制，书坊在刊刻讲史话本时，“把叙事密度压缩到略陈梗概的程度”。［2］入明以后，印刷业日趋发达，抄录小说的活动虽相对来说减少了，但依然比较风行。明叶盛《水东日记》（初刊于弘治年间）卷二十一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3］弘治元年，庸愚子在给《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时也指出，该书写成之后，“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4］可见，彼时“农工商贩”以及“士君子”对其喜闻乐见的小说，往往“钞写绘画”、“争相誊录”。 实际上，印刷业即使很发达了，抄传也仍然是小说出版的重要补充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小说文本的复制与传播。明清时期的多数小说在付梓之前一般都经历了一个抄写、传阅的阶段。明人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即说：“书成，识者争相传录，不便观览，先辈乃命工锓梓，以与四方好事者共之。”［5］明人林瀚在《隋唐志传序》中也说：“予颇好是书，不计年劳，抄录成帙，但传誊既远，未免有鲁鱼亥豕之讹。”［6］《金瓶梅》的流传更是如此。明人谢肇淛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7］一直到清代中后期，一些小说名著仍是靠辗转抄录而后付梓的。如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引言》中所说：“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8］《儒林外史》写成后，也是“人争传写之”，［9］以抄本流传多年后方得以刊印。李汝珍的《镜花缘》起初也是靠传抄而流行的，石华《镜花缘序》即说：“惜向无镌本，传钞既久，鲁鱼滋甚。”［10］ 为什么多数小说都会经历一个由传抄到付梓的过程呢？推究起来，大概是因为小说本来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品，出版它能否赢利，书坊主并无多大把握，而小说抄本的流传状况，则有助于检测它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如果某部小说抄传甚广，书坊主觉得有利可图，就自然会将其刊行于世。例如，清代梅溪主人在《清风闸序》中说：“予因是书脍炙人口……惜向无刻本，非所以垂久远，今不惜工价，付诸剞劂。”［11］清代忏梦庵主在《英雄小八义赘言》中说：“《英雄小八义》者，奇书也。……故燕、鲁、晋、齐等处，将此书钞写殆遍，城市乡街多于传诵，士农工商欣于听闻……观澜阁主人见而爱之，付石印而公同好。”［12］清人孙寿彭在《彭公案序》中也说：“《彭公案》一书，京都抄写殆遍，大街小巷，侈为异谈，皆以为脍炙人口。……壬辰馆于京师，友人刘君衡堂持此编以示……遂有付梓之议。”［13］ 而从小说作者的角度来说，小说最初以抄本流行，也与作者本人无力将之付梓有关。如蒲松龄的长孙蒲立惪就说，《聊斋志异》“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矣”。［14］李绿园的《歧路灯》虽被称为“绝世奇文”，“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15］清人曹去晶的《姑妄言》脱稿后，也因印行乏资，先由知己者借读、传抄，经过十数年的流浪而始有人刊刻之。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成书后，因篇幅巨大，刊印成本竟高达千金。清人顾心求曾录有夏敬渠的《夜梦感赋》诗，云“《曝言》容易千金购，史论精专百日营”，下有小注：“《野叟曝言》二十卷，刻资约需千金。”［16］因而，在很长时间内该小说仅以抄本流传。还有一些作者，创作某小说后，不愿付梓，致使该小说只能在小范围内抄传。如《剪灯余话》，乃明人李昌祺所撰，作者自云“不敢示人”，后被好友曾棨发现，“辄冠以叙，称其秾丽丰蔚，文采烂然。由是稍稍人知，竞求抄录，亟欲焚去以绝迹，而索者踵至，势不容拒矣”。［17］清人刘璋创作《斩鬼传》后，也不愿将它“付之剞劂，公诸海内”，［18］因此最初只能以抄本流行。 在刊本风行的时代，怎么还会有很多人不辞辛苦地抄录小说呢？这倒是耐人寻味的问题。显然，有些人抄录小说，是出于对小说的爱好或收藏的需要。近人袁同礼说：“明人好钞书，颇重手钞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编断简之中。”［19］如明人朱存理，“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或手自缮录，动盈筐箧，群经诸史，下逮稗官小说，无所不有”。［20］明人柳佥也喜读稗官小说，一次从友人处发现五代人杜光庭所纂《录异记》，便欣然“假归录出，仍钞别本”，并赋诗“钞书与读书，日日爱楼居”，抒其怡然自得之情。［21］明人胡震亨一次赴临安考试，“同友人姚叔祥、吕锡侯诣徐贾检书。废册山积，每抽一编，则飞尘嚏人，最后得刘敬叔《异苑》，是宋纸所抄，三人目顾色飞，即罄酒资易归，各录一通，随各证定讹漏，互录简端”。［22］清代抄书风气也很浓厚。如王士祯平素即以抄书为乐，曾说：“每闻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23］例如有一次，他从朱彝尊处发现后蜀何光远所撰的小说《鉴诫录》，便爱不释手，抄录了一部。［24］曹寅见到《鉴诫录》后也是顿生爱意，因“愧不能藏，复影录一本奉还”。［25］清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京师书贾陈某无意中发现一套精楷钞本《红楼梦》，“每页十三行，三十字，钞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26］可见统治者对其喜欢的小说，不仅令人精心抄录，还在阅读时亲自批注。 对于经济拮据，无力购书的读书人来说，抄书自然更是惯常之举。明初宋濂曾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27］明人虞淳熙也说：“力不能购异书，与弟闭门抄书，昼夜不止。”［28］小说本来属于闲书，并且价格不菲，长篇说部尤其如此。如明末书坊主舒冲甫刻印的《封神演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若按万历时期的米价，约值米2.75石，超过了一名知县月俸的三分之一。［29］因此，对于清贫的读书人而言，想读小说，便只能借阅、抄录了。清人郭则沄在《红楼真梦》第一回写一个穷书生燕南闲客发现了一部《红楼真梦》，很想购买，可是“一来买不起，二来又舍不得，只好想法子向那卖书的商量，花了若干钱托他抄了一部”。［30］这种因无力购买而抄录小说的情形，应是比较常见的。 不过，有些人抄录小说，则纯粹是为了在书市上出售以获利。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中指出：“世上有一种穷极无聊之人，谋生乏术，以抄书贩卖为谋利手段，借录比较少见的书，以期速售获利。”［31］而一部罕见之书在付梓前，其抄本往往要比刊本贵好几倍。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中即说：“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32］明钱希言《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记载：“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33］《红楼梦》在刊本问世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34］清人周春在《红楼梦记》中即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35］清人黄丕烈也多次花钱购买小说抄本。一次，他以“白金三两四钱”买了一部“旧钞本《唐语林》三册”；［36］又一次他“以白金五星”买了“旧钞本《稽神录》二册”。［37］ 另外，一些小说则因其内容涉及敏感问题，不宜公开刊行，故只能借抄录以行世。如《七峰遗编》和《海角遗编》，记叙顺治二年清兵南下，江南常熟、福山一带陷落前后的史事，因内容敏感，清初只能以抄本流传。又如《肉蒲团》、《妖狐艳史》等艳情小说，因其内容有伤风化，当时政府是严令禁毁的。因此，一些人便私下抄录，以供把玩。清余治在《得一录》卷十一中记载，“南海一县令，好观《肉蒲团》，手抄小本日玩之”。［38］齐如山在《妖狐艳史跋》中曾推测：“此书不见著录，亦未见刊本，或因被禁，罕有流传耶？”［39］ 最后，小说的抄传，与交通不便，购书困难，以及某地区出版业不够发达等因素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如元人宋无在《续夷坚志跋》中指出，由于“北方书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因而其友王起善发现《续夷坚志》后，“亟抄成帙”，公诸同好。［40］而据有的学者考察，《歧路灯》之所以抄传了近二百年而未能付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原地区的出版业不够发达。［41］ 二、小说抄录的常见方式 小说抄录，自然是指照着底本（不论其为写本或刻本）抄写、迻录。不过，细究起来，明清人抄录小说又可分为抄校、抄摘、抄改、抄撰等多种方式。 先说抄校。一些藏书家在抄录小说的过程中，往往一边抄录，一边校雠，不时改正底本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编辑、把关人的角色。如唐人小说《甘泽谣》，其抄本为明人杨仪所得，杨“谨重录校订”，发现“原本抄写讹谬”，便“杂取他书载录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删定”。［42］又如清人邹存淦，“偶得余湖隐景《封神诠解》草稿，勾勒涂抹，几难入目。时日长无事，因约略其句读，辑录一过，编为十卷”。［43］俞樾读后赞赏道：“邹俪笙先生得此书于蟫断炱朽之中，而涂乙几不可辨识。乃以数年之功，董而理之，手自缮写，遂成定本。”［44］清代入迷道人在《忠烈侠义传序》中也介绍了自己抄校该小说的情况：“辛未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爱不释手。……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司榷淮安，公馀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馀始获告成。”［45］再如《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抄写者先是选取殿春亭系列的一个优良版本为底本，同时参阅了其他版本，经过甄别对比，择善而从，结果抄出了一部篇目齐备、文从字顺、讹误相对较少的精抄本。［46］还有一些书坊主本着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在将抄本付梓以前，也会对其认真校订。如清代竹溪山人获取《粉妆楼》旧集后，便“谱而叙之，抄录成帙，又恐流传既久，难免鲁亥之讹，爰重加厘正，芟繁薙芜，付之剞劂”。［47］清代瀛园旧主获取《群英杰后宋奇书》后，鉴于“是书多系坊本，字迹模糊，词多鲁豕，甚为悼惜”，于是“特倩善书者从新抄过，讎校无讹，付诸石印”。［48］清代文海楼主人得到《雷峰塔奇传》后，也是因该书“疏于讎校，焉乌帝虎，时所恒有”，于是“浼善书者重为抄写，细加勘定”。［49］ 再说抄摘。有时候抄录者因所抄小说篇幅巨大，力不从心，或觉得没必要原本照抄，于是便对原书删繁节要，予以择抄。如明人冯梦龙在《太平广记钞小引》中说：“予自少涉猎，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为之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简什三，减字句复什二，所留才半，定为八十卷。”［50］清人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说：“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淄川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二册相贻。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抄为憾。”［51］清人强望泰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撷抄序》中也说：“余夙嗜此书，以卷帙繁富，涉猎难精，因就各卷中撷其可为炯鉴者，裁为缩本，并加以圈点，意欲使阅者爽心豁目，即以之触目警心。”［52］ 相比之下，抄改小说则更为常见。清人吴璿在《飞龙全传序》中说：“适友人挟一帙以遗余，名曰《飞龙传》，视其事则虚妄无稽；阅其词则浮泛而俚。……于是检向时所鄙之《飞龙传》，为之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驯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传神写吻，尽态极妍，庶足令阅者惊奇拍案，目不暇给矣。”［53］清人庆森在《小五义序》中也说他无意中得到《小五义》，“因不惜重资，延请名手，择录而剞劂之。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淫邪者汰之，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也”。［54］清代松林居士在《二度梅奇说序》中也指出该小说是灵峰子抄改、增删坊刻本《二度梅》而成。［55］清代瘦秋山人在《金台全传自序》中言其阅读坊本《金台传》，“惜乎原本敷成唱句，不免拘牵逗凑，抑且迂坊镌刻，讹错不乏，令阅者每致倦眼懒怀。余兹精细校正，更作说本，付诸石印，极为爽目醒心，别生意趣”。［56］有些文人在抄改小说的过程中还喜欢附加评议。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中说：“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57］清人毛宗岗在抄录《三国志演义》时，也从内容到形式，对“俗本”进行了删改、增补、润色等工作，使之与“俗本”相较，大为生色（见《三国演义凡例》）。［58］其他如明代的李卓吾，清代的张竹坡、脂砚斋，也分别以抄改、评议《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而闻名于世。 至于抄撰小说，也是一些明清文人乐此不疲的事情。诚如曹之所说的，“一些藏书家他们本来就喜欢一边读书，一边抄录，有些人还会顺便写下心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文人的一种著作方式，称为‘抄撰’。‘抄撰’是古代的重要著作方式之一，也就是边抄边撰，抄撰一体，抄中有撰，撰在其中”。［59］如明人李云翔在《钟伯敬评封神演义序》中说：“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钝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60］明末嘉会堂《新平妖传识语》指出：“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成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61］清人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也声明，这部小说是他在抄写、缀合《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的基础上，“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最后“汇成一集，颇改旧观”的。［62］清人俞樾在抄录《三侠五义》时，认为小说开头所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于是“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并改书名为《七侠五义》。［63］还有一些文人因抄本残缺不全，于是亲自动手补撰。如程伟元、高鹗就对抄本《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以及苦心搜辑的后四十回，做了不少“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抄改、补撰工作。［64］清人东海吾了翁在为《儿女英雄传》所作“弁言”中也说：“是书吾得之春明市上……惜原稿半残缺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成铁，补缀成书。”［65］清代梦庄居士看了客人所带的小说《双英记》后，“惜其卷帙散失不全，十存六七，不禁触动畴昔之怀，见猎喜心，因而补成之”。［66］ 当然，抄校、抄摘、抄改、抄撰等方式的运用，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只是按底本抄校，有人是抄校与抄改并行，有人则是抄校、抄摘、抄改兼用（如冯梦龙抄摘《太平广记》），还有的人则各种方法皆混而用之（如金圣叹删改、评点《水浒传》）。因此，考察小说的抄录情况时，自当灵活视之。 三、小说抄传的重要影响 抄传作为古代小说文本制作、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古代小说作品的保存、校勘以及社会影响的扩大等，均产生过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古代小说有不少作品就是依赖抄本得以存世的。如《梅妃传》，乃宋人所作，该小说的抄录者有跋语云：“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戊辰年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67］又宋人所著《鬼董狐》，也是由元人钱孚“得之毗陵杨道方家，此只抄本”，［68］若“非钱君录之，则今又不知若何阙失矣”。［69］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也靠抄本得以存世，清人黄丕烈在《青琐高议校钞本跋》中说：“说部旧本难得，即如《青琐高议》，世鲜传者。客岁玄妙观前冷摊获此蓝格棉纸旧钞本。卷首有正德年间抄录字，且为松崖惠先生藏本。惜已归友人处。遂借归分手录之。”［70］许多文言小说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通俗小说借抄传而存世的也不在少数。如《歧路灯》在清代始终没有印本，是靠展转传抄流传下来的。《姑妄言》写成后也没有刊刻，只在小圈子中传抄。1941年，上海优生学会出版了排印残抄本第四十及第四十一回。1966年，李福清发表了《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记载苏联所藏未见于中国书目的俗文学作品，首提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所藏之抄本《姑妄言》，谓：“作者三韩曹去晶，存二十四卷二十四回，前有1730年序、作者自评及林钝翁总评。每页八行，行二十四字。斯卡奇洛夫SKACHKOV收藏，现存列宁图书馆抄本室，‘斯卡奇洛夫藏书’919号。”［71］此文使我们知道除了上海残抄本外，还有一个更完整的本子仍存世间。清代历史演义《说夏中兴传》，八十回十二册，题“红尘散人著”，创作于嘉庆九年左右。可是，此书长期湮没无闻。2004年潘建国访书于上海图书馆，无意间发现该小说抄本，认为其“文学水平，较之同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实已胜出一筹”，在历史演义创作式微的清中后期，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与小说史意义”。［72］清人陈森的《品花宝鉴》也是靠有心人的抄录、校阅才得以完璧问世。在该书序言中，清人幻中了幻居士说：“余从友人处多方借抄，其中错落不一而足，正订未半，而借者踵至。虽欲卒读，几不可得。后闻外间已有刻传之举，又复各处探听，始知刻未数卷。……梓人知余处有抄本，是以商之于余，欲卒成之，即将所刻者呈余批阅，非特鲁鱼亥豕，且与前所抄之本少有不同。今年春，……再三校阅，删订画一，七越月而刻成。若非余旧有抄本，则此数卷之板竟为爨下物矣。”［73］ 与刻本相比，古代小说的不少抄本往往能更好地保存作者原著的面貌，因而可以弥补刻本的不足，并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本来，古代小说多是由民间书坊刊刻的，书坊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74］明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事物类·书册》中曾为此大发感慨：“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75］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中也叹惜道：“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慨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矣。”［76］ 由于小说刊本多存在随意删改原作的问题，因而在刊本之前出现的抄本就显得比较重要了。抄本通常是抄书者费了很大心血一笔一画抄写而成的，有时还是为了追求善本才抄写的，因此抄本的质量一般较高，以抄本校勘刻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某小说之原貌。如清人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原书一百回，乾隆二十七年成书，起初不断被人传抄，自陶家鹤定评并手抄后，多依此抄本流行。可是，该小说后来出版时却被人删节、改写成了八十回本，少了二十万字。［77］如无抄本存世，今人就无法得知该小说的原貌了。又如清代同治抄本《野叟曝言》，乃是目前所知该小说存世最早的本子，由于它的出现，使光绪四年抄本、汇珍本及壬午本诸版本，获得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参照物，因此该抄本对于《野叟曝言》的校勘与版本研究等，皆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78］再如《红楼梦》，其“脂砚斋抄本”之所以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也是因为这些抄本不仅早于刻印本，而且更接近于原本，“其中甲戌本录自脂砚斋的自留编辑本，己卯本和庚辰本出自脂砚斋四阅评本即己卯庚辰定本，它们的底本（或祖本）均是曹雪芹生前脂砚斋和畸笏叟整理的本子，未经后人删改，且保存有大量脂评，故价值特高”。［79］ 一些藏书家还经常以小说抄本作为校阅刊本的绝好资料。如明人劳权在《酉阳杂俎跋》中说：“此米庵旧藏钞本。少末一卷，又卷二、三及后二卷凡少四十七则，虽多传写之误，以勘刊本有绝胜处。刊本多所校改，有不得其语意而妄改者，非此本未由正之。”［80］清人吴翌凤在《江淮异人录钞本跋》中说：“旧藏嘉靖间伍氏刊本，讹脱几不成书。武林鲍渌饮以藏本校正，因重录之。”［81］清人黄丕烈在《稽神录旧钞本跋》中说：“此旧钞本《稽神录》，二册，嘉靖时姚舜咨家藏书也。……余以白金五星易诸书友郁姓。……而余则喜甚，非但姚舜咨跋可证书之源流，且取校向藏秦酉岩钞本，复经蒋扬孙校补者，知此为祖本，彼犹有传写臆改之病，而此则原书面目纤细俱在，胜于前所收者多矣。”［82］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抄写者因为与小说作者关系比较密切，还对作者修改其小说文本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清初刘廷玑看了吕熊的《女仙外史》手稿后，劝吕熊删改其中的淫亵描写，吕熊接受其建议，“不日改正”。［83］脂砚斋在抄录评阅《红楼梦》时，也劝曹雪芹删改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84］ 小说抄写者不仅在小说内容、形式等方面能起到一定的“把关”作用，而且他们对小说文本的抄传、评改等还可以有效地扩大该小说的社会影响，甚至促进了小说文本的经典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金瓶梅》的抄传与付梓。据现有的文献记载，万历二十年间，抄本《金瓶梅》已在一些文人圈中流传。最早藏阅此书的，有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著名文士王肯堂（字宇泰）、王穉登（字百谷）、王世贞等人。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于万历二十四年给董其昌写信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85］袁中道（字小修）说他万历二十五年拜访“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86］万历三十四年，袁宏道还作了一篇《觞政》，称《金瓶梅》为“逸典”，认为“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肠，非饮徒也”。［87］可见当时参与袁氏酒会的人，应都读过《金瓶梅》。屠本畯曾调侃道：“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颂‘逸典’否？”他还自云：“往年余过金坛，王太守宇泰出此，云以重赀遘抄本二帙。予读之……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88］袁宏道是彼时的文坛领袖，他极力称道、宣传《金瓶梅》，自然会有力促进《金瓶梅》在文人圈内的流传。如谢肇淛就从袁宏道借抄《金瓶梅》，袁还写信催其还书：“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89］后来，谢在《金瓶梅跋》中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90］薛岡也是较早读到《金瓶梅》的人，他说：“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91］沈德符则对《金瓶梅》从抄本到刊本流传经过做了一段颇详细的记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应作‘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92］另外，李日华也在《味水轩日记》卷七中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烽焰远逊《水浒传》。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93］可见，他也读过《金瓶梅》。 由以上所述可知，《金瓶梅》曾以抄本的形式在文人圈中广泛流传，当时的社会名流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徐文贞、王肯堂、王稚登、刘承禧、谢肇淛、董其昌、沈德符、丘志充、文在兹、屠本酸、薛冈、李日华、冯梦龙、马仲良等都曾阅读或抄传过《金瓶梅》，尤其是袁宏道（相当于传播学所谓的“意见领袖”）对《金瓶梅》的推崇、宣扬，有力地扩散了该书在文人圈中的影响，致使他们想方设法借阅、传抄《金瓶梅》，并最终将该书梓行于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就是在文人传抄、改动与品题的过程中声闻遐迩，逐渐演化为小说经典的。谭帆即指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能够成为明代小说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实与明代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94］ 不过，抄传对于古代小说文本复制与传播的影响也并非总是积极的、正面的。古代小说文本中因只有抄本流传，寓目者有限，以致湮没无闻的，当不在少数。如清人周永保在偶然发现《瑶华传》抄本后，便喟然叹道：“天下未尝无才也，其湮没于剞劂所不及者岂少也哉！”［95］而抄本的质量也取决于抄录者的水平与态度等。如果小说抄本出自庸人之手，那么疏漏误抄、讹文脱字、率意点窜等现象就在所难免。如果抄写者喜欢在抄录时进行增删、修改，甚至抄中有撰，那么抄本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坏原书的本来面目。如果抄录者弄虚作假，以假乱真，那么抄本就更无价值可言了。如明代藏书家毛晋有一次在友人处见到《甘泽谣》的抄本，可很快发觉该抄本“乃就《太平广记》中摘出者，非郊原书”，因此大发感慨：“甚哉，赝抄之欺世也！”［96］又如清人蒋敦艮自称以四百金从书肆中购买的抄本《绘图真本金瓶梅》，实际上却是“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乱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97］可见，小说抄传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可知在书籍刊印风行的明清时代，小说的抄传活动依然屡见不鲜。有许多小说，包括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名著，都是借助于传抄，一传十，十传百，不断扩大其影响，最后被付之剞劂的。人们抄传小说，或出于爱读与收藏，或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购置，或为了交易以牟利，或由于作者无力或无意付梓其作品而只能借阅与传抄……如此这般，小说抄本之流行，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小说抄录的方式，则有抄校、抄摘、抄改、抄撰等，不一而足。小说的抄传，对于小说文本的保存、校雠与传播等，均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考察古代小说的抄传，对研究古代小说的版本、传播等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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